在教学《凡卡》一文时，当我讲到凡卡的爷爷也过着很苦的生活时，有一位学生却说：“老师，你讲错了，凡卡的爷爷过的生活很好。”我没有马上指责他，而是让他说出理由。他说：“书中写到爷爷穿着宽大的羊皮袄，说明爷爷穿得很好；爷爷白天在大厨房地睡觉，而凡卡却睡在过道里，说明爷爷过得很好。”他的这一番言论，令我始料不及。细细分析似乎有道理。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文本的价值取向。作者契诃夫是要通过凡卡的悲惨遭遇表现沙皇统治下，城乡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。如果我们分析出爷爷过得很好，岂不是违背了作者的本意。但是为了尊重学生，我们有马上反驳，而是对全班学生讲了当时的社会背景，然后组织学生再读课文，展开讨论，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当时社会的黑暗，老百姓是不可能有好日子过的。那位学生也自然而然地明白了自己理解的片面性。

我们从任何文本中读出的“哈姆雷特”都离不开文本的主旨，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个主旨，一味地标新立异，其结果只会是得不偿失。一篇文章即便有一千个“哈姆雷特”，但是他归根到底还是“哈姆雷特”，永远是作者心中的“哈姆雷特”。他成不了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，也成不了罗琳笔下的哈里波特。“作者思有路，遵路识斯真。”我们只有循着文章的思路去解读文本，方能准确地把握作品的主旨，找准文章的突破口；也只有找准了文章的突破口，才可能引领学生在语文的天堂里寻求真知，找到真正的“哈姆雷特”。